在人类的思维方式从野性思维转向神性思维，再由神性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的总体过程中，以权威意识统领社会的普遍法则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司法和立法是法治的动态层面的内容，法制需要立法来完善，也离不开司法的落实和保障，这是法治的历时性结构的主旨。二战之后国际社会对纯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正如儒家对法家的警惕一样都遵循了相同的逻辑。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作为法治的前缀词不是实施法治的限制词，更不是变相否定词，而是设定了实施法治的条件、领域和视角，借助于这种条件、领域和视角，一种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其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具有统一权威的国家是建立在法的尊严得以尊重和保障的前提之下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是一种拟人化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它与践踏法律、破坏法治的历史教训遥相呼应，也揭示了法治自身的主体地位和属性。而法治国的建立，应当要以法治内涵的明确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确构建法治国的路径，才能应对法治的各种挑战。信仰能指不同于迷信能指，一旦社会发展对法治的需求被要求达到信仰的程度，在一些人中间可能就会产生不能被理解的迷信状态，以致无限夸大法的功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的一种类型和存在方式，显示了构建法治中国的能指和所指。备案审查制度属于静态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机制，是一种立法后的监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因统一而立起来，因尊严而立得住，从而为构建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
中国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渊源异常复杂，其中自然法思想、道家思想和纯粹的以放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理论占据了较大份额。最后，法治内涵的明确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从法制观转向法治观或从法律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的机理，是在法的规范思维中增添新的要素使之成为核心要素，或将法律思维要素的某一要素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以便使其成为核心要素。需要重视的是，法治的历时性功能不像法治的共时性功能一样区分了法治与法制的形态，而是要在法治共时形态业已存在的前提下，处理好核心要素与非核心要素的关系，最大化地体现法治的共时形态。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式目标是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其实质目标则是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对于后者，按照公务员法、刑法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
大致说来，法治的共时要素包括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威权和司法公正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没有专门对外行使职权的违宪审查机构，内设于法律工作委员会的法规备案审查室级别不高，无独立的法定职权，作用十分有限。换言之，假如在法治结构中剔除一些关键性或核心要素，法治形态就不复存在，或者重归到由法律思维所支配的一般法制状态，以致法治徒有虚名。
就人与规范的关系而言，先有自觉性的人类规范溃败和公权力者滥用权力的事实，后有法律和法治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而法治国的建立，应当要以法治内涵的明确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确构建法治国的路径，才能应对法治的各种挑战。每一个公民个体都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每一个法人实体同样都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新儒家借助于阐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在重构中国的叙述中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机遇。
与其说法治迷信论扎紧了法治的界限，不如说是一种反法律、反法治的言论。（二）法治的历时性结构 孤立地看待法治的构成要素，正如盲人摸象，不能探寻法治的全貌和真谛。
一旦历史契机到来，这些要素就从法律的思维结构中显现出来成为主导性要素。宪法第5条第4款所面临的是对作为组织与机构的宪法和法律责任问题，对于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等特殊主体而言，违宪行为和违法行为的结果是由该特殊主体的法人意志所决定的。
如果能够正确建立起法治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有效措施防止法治越过其界限而逞强显能的话，迷信法治论者的指责就有其存在的价值。无论对尊严做出如何表述，宪法尊严、法制尊严和人格尊严的词语都具有同一性。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信仰作为一个施政关键词屡屡出现在顶层设计者的言论和方案之中，通过宪法宣誓的仪式性程式增强了社会成员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神圣性认同。与前三部宪法相比，82宪法强化了尊严在宪法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符号任意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语言无力抵抗那些能够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良法涉及立起来的问题，关涉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品质，处理的是法律的内部关系。
在我国，解释宪法的权力属于而且只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治的共时性结构始终是一个可以分析的对象，却不是可以投入实践的标准，赋予法治意指的是法治的历时态而非共时态。
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人格尊严是一个宪法概念，是由宪法自我确立和自我维护的实质宪法概念，它既不归属于宪法性法律的范畴，也不归属于基本法律和法律调整对象的范畴。
牟宗三说：中国老习惯中所说的法治是按照法家所传下来的传统而讲的，所以一提到这个名词就令人可怕。中国共产党遵守由其领导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仅是其领导权在宪法和法律领域的再现，还是履行其政党纪律的体现。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而符号自身则是对社会关系的抽象提炼。宪法和立法法规定了如何处置违反宪法立法性规范（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方法，即备案审查制度和有权机关改变或撤销制度。缩小法治所指而否定法治能指是变相否定法治的思维方式，间接反映了非法治思维方式在治国理政中的顽强地位，并与法律信仰论的精神背道而驰。良法获得普遍遵守则是立得住的问题，关涉法律的外部道德，处理的是法律的外部关系。
不过，备案审查制度并不会必然导致有关违宪审查的实践，八二宪法以及2011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来，我国尚无一起正式的违宪审查案例，这并不是说在实践中没有违反宪法的行为，也不是说违宪词是忌惮词，而是对违宪审查的认识不充分，违宪审查组织机构不够完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缺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确立了一系列反映改革开放法治成果的能指声音形象，如法律权威、权利本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治国方略、法治国家、法治体系、良法善治、法治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等，这些概念及其概念系统能够区别对待法律和法治意指的范围和方向，并逐渐奠定了建构法治中国的法治符号系统。
但就眼下中国法治建设而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短缺和不足导致了中国社会缺乏应有的规范权威，这是中国人渴望稳定却总是忧心不稳定的心理机制原因。《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然而，新儒家继承了儒家对法家的否定性立场，未提出过儒家法治观，也未创造出法律在平等、民主、科学和人权的实现过程中所应当具备的积极功能。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作为法治的前缀词不是实施法治的限制词，更不是变相否定词，而是设定了实施法治的条件、领域和视角，借助于这种条件、领域和视角，一种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其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正如宪法序言中所言：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改革开放的中国急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但新儒家常以短命的秦帝国、没有好下场的法家代表人物等作为反例论证法律的弊端，削弱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成文法多维度立法渊源经由立法程序变为法律条文，从非法律规范变为法律规范，对不能吸收或上升为法律的非国家规范则通过立法的认可机制完成。在法律的统治即法治的原则下，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主体不只是普通的公民和个体，或首先不是普通的公民和个体，而是负有特定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的组织和机构，尤其是指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机关，拥有武装力量的军事机关、拥有执政权的执政党以及拥有参政权的各民主党。
如果缺乏对法律的客观标准的识别和认知，法律的客观性就会荡然无存。在这种观念之下，要想萌生出法的价值意识尤为困难。
必须看到，将儒家德治论运用于政治实践和国家治理则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即公权力者不会滥用权力，更不会通过行使权力谋取私利。就消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而言，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比之思想、作风建设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指则是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当下，朝向以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大势所趋，也必须看到，我国法治的根基仍然较为薄弱，在国内外复杂、多元的大环境下，我国要实现法治结构的成功转型，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